魏徵是一面明镜

魏徵（580-643），唐初政治家。字玄成，馆陶 （今属河北）人。少时孤贫落拓，出家为道士。隋末参加过瓦岗起义军，后降唐。太宗即位，魏徵担任谏议大夫，前后陈谏二百余事。贞观三年，任秘书监，参与朝政，校订秘府图籍，后一度任待中，封郑国公。
    魏徵从政期间，曾提出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，多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，认为君好比舟，民好比水，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必须“安居思危，戒奢以俭”，“任贤受谏”，“薄赋敛，轻租税”，“无为有理”。其言论见于《贞观政要》。魏徵的著作有《隋书》序论与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齐书》的总论，主编有《群书治要》。

    魏徵生于北周，长于隋朝。父亲魏长贤曾做过县令，魏徵在幼年和少年的成长时期，家道已衰落。祖辈们没有为魏徵留下家财和高位，却留下为数不少的古今图书典籍。公元611年，读了20多年书的魏徵，出家当了道士，从此离开了内黄县的家乡，开始了他艰难的政治生涯。这一年，他31岁，而立之年的他，胸怀济世之才，对自己和世道都充满了向往。而隋朝从这一年开始，由盛转衰，由治变乱。
    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魏徵在隋末唐初之交的10年，度过了他抑郁苦闷的政治生涯的早期。他参加瓦岗起义军，显露了初出茅庐的锋芒。义军失败后，他被窦建德俘获，留在了军中。
    唐太宗即位不久，魏征终于在四面的夹击中艰难地挺过来了，在贞观政权中站稳了脚跟。他的很多观念、设想一经唐太宗采纳后，就产生了明显的效力。有了这样一个展示才华，实现抱负的环境，这时的魏徵就像一块越琢越亮的宝石，在庙堂上绽放着炫目的光彩。
    同时，作为一个诤臣，魏徵总是将国家和社稷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而置自己个人的前途而不顾。在他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，他以忠贞和无畏为世人画下了一幅尖锐激烈的逆鳞廷争的历史画卷。
    一次，有人传言魏徵偏袒自己的亲戚，太宗就派御史温彦博去调查，结果证明传言不实。温彦博却奏报：“魏徵身为朝臣，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虽然在情理上他并没有徇私，但他不避嫌疑而招来非议，应该受责备。”
    太宗觉得温彦博说得有理，就命他去责备魏徵，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魏徵入朝奏道："臣听说，君臣和谐默契，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，哪有弃公道于不顾，只追求个人的行为影响？如果君臣上下都这样行事，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。”太宗听了，有些吃惊，立刻劝慰道：“我已经悔悟了。”没想到魏徵再次叩拜：“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，不要让臣做忠臣。”简简单单的一名话语，却掷地有声，在殿堂上如一声惊雷，久久回响。这是一颗正直光明的心灵发出的宣言，这宣言让太宗动容，这宣言也让千百年后的世人对这位忠谏之臣充满了敬仰。就这样，深受触动的太宗，诚恳地接受了魏徵的意见，并赐给他五百匹绢。
    这件事，从常人的眼光看，被误会而招致谤议，而皇帝只是派人去责备他要注意影响，行为要谨慎，这对于臣子来说，本来应该很感恩皇帝的宽容了，要是其他人或许早就叩拜谢恩了，但魏微却因此指责太宗不能君臣一体，惟臣公道。由此可见魏徵的不同寻常。
    在屡次的朝廷直谏中，魏徵留下了很多振聋发聩而又深富哲理的话。
    唐太宗曾问魏徵：“什么是明君？什么是暗君？”
    魏徵说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过去的尧、舜时代，之所以达到大同社会，其做法之一就是开四方之门，以等待天下来访的贤俊。而秦二世偏信赵高、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则使国家大乱而亡。”
    唐太宗拿起笔，沉吟片刻，工工整整地写下魏徵的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八个字，端详良久，深有所悟地感叹道：“说得好啊。”
    又一次，唐太宗对侍臣们说："我读过隋炀帝的文章，文采好，知识也渊博。看得出他也认为尧、舜是好君主，桀、纣是坏君主。可他做起事情来怎么就跟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呢？”
    魏徵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君王再聪明伟大，也还是应该谦虚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批评，只有这样，智慧的人才愿为他出谋划策，勇敢的人才愿为他献身出力。隋炀帝自恃才华过人，骄傲自大，瞧不起别人，所以他虽然口诵尧、舜语录而干的是桀、纣的勾当，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灭亡。”
    唐太宗说：“沉痛的教训并不遥远，我们应该把隋炀帝当作反面教材，经常要记住他们的教训。”
    唐太宗这段关于隋灭亡的话，十分精辟。自古以来，帝王们没有一个愿意国灭身亡的，即使是有名的隋炀帝。而败亡的原因就在于行为和愿望的相背离。国家的根本在于民，民富则天下安，民顺则天下兴。身为君王，不以天下之忧而忧，不以天下之乐而乐，而是任其心性，烦扰百姓，还有不败亡的道理吗？
    此外魏徵还对唐太宗说过：“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，如果不想到居安思危，以节俭戒除贪婪，不能使德行聚累崇厚，不能用情理战胜欲望，也就如同砍伐树根而想使她茂盛，阻碍河流而想使它长远一样。”
    “民众如水，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，这是应该谨慎的。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车辆，这种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”？
    治国之道在于厚积德义。民众如水，可以载舟覆舟。魏徵在这里向唐太宗阐述了一个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。
   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重视听取臣下谏言的君主。而魏徵虽然貌不惊人，却很有胆识谋略，善于在君主有误时让他回心转意，有时冒犯龙颜，苦心直谏，在太宗大怒时，他还能以理服人，最后让太宗心平气和地接受。
    贞观六年，很多大臣要求皇帝到泰山搞封禅大典。太宗架不住群臣屡次三番的请求和动员，便心动了。正当他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，魏徵又站出来。明确表示反对，太宗于是和魏徵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。
    “朕的功绩高不高”？
    “高。”
    “朕的品德厚不厚”？
    “厚。”
    “那华夏九州安定了吗”？周边民族臣服了吗？全国五谷丰收了吗？
    “是的，这些都已经实现了。”
    太宗有些愤怒了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封禅？”
    魏徵向前一步，抬起头来，也是满脸的庄严和沉着，但他的声音显得激动而诚挚："陛下准备东去泰山封禅典礼，规模浩大，声势动天，千乘万骑，浩浩荡荡，一路上吃喝住行的供应招待，该要多大的花费、多大的开销！而当今的河南、山东广大地区，荒山野泽，人烟稀落，一片萧条。如果一旦遇上水旱大灾和政局动荡，我们将拿什么去抵挡和救御？那时，保不准有人振臂一呼，天下人民又会揭竿而起，到这个地步时，陛下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些看法岂仅是臣之私见，的确是天下人民的心声，是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的真谛啊！”
    这席话，如一股清凉的泉水，汩汩地流入帝王的心坎，唐太宗从这席话中醒悟过来，怒火渐渐消了。适逢河南、河北许多地方发生水灾，唐太宗就取消了封禅的计划。终其一生，他始终都没有去过泰山。
    学问渊博深厚、竭忠尽义、坦诚以对是魏徵进谏的明显特征。他经常据理有争，不留情面，即使唐太宗怒不可遏，他也毫不畏惧。有一次，唐太宗被魏徵说得实在忍无可忍，退朝后，气狠狠地说：“我早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。”长孙皇后得知原因后，穿上朝服为之祝贺。她说："妾闻主明臣直，今魏徵直，因陛下之明也。"唐太宗转怒为喜，更加敬重魏徵。
    贞观十七年，魏徵64岁。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。刚过了年，他就重病不起。他一生节俭，不谋私利，不置产业，自己的家甚至连个正规的客厅和卧室都没有。在他弥留之际，唐太宗赐了一批白色的布和被褥，以尊重他一生节俭和对白色的喜爱。他还派遣郎中到魏徵家里值班，随时向他汇报魏徵的病况，还送了大量的御用药品和食物给魏徵。在魏徵去世前，唐太宗去看他。看到魏徵气息奄奄、骨瘦如柴的样子，还郑重地穿好了正规朝服等着皇帝的驾临，唐太宗悲伤不已。他问：“先生有什么要求？有哪些话要交代？魏徵拼尽全身力气，一字一句地说："嫠不恤纬，而忧宗周之亡。”人之将死，却仍在忧虑社稷的安危，仍在操心国家的命运前途。听着他的临终遗言，唐太宗感动地垂泪哽咽，其余的人也都失声痛哭。
    魏徵去世后，唐太宗情真意切地对大臣们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端正衣冠；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兴衰；以人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失。现在魏徵去世了，朕于是失去了一面镜子啊。”